田雅馨：麻岭——日结大神的“流放地”，抑或“救济所”？

• 2023-09-08 13:55:22 来源：个人图书馆-倦鸟依林

田雅馨

【文/田雅馨】

每天清晨五点、下午四点两个时间段，农业银行门口就会陆陆续续聚集一群农民工人，几个劳务坐着小马扎登记他们的信息。等到上班前一个小时，劳务联系的“麻木”（三轮车）就会成群结队地把工人们拉到几公里以外的物流园区，开启长达12小时的重苦力劳动。这样的景象已经持续了近十年。

》点燃了网络舆论，也将这群隐没于城市边缘的“日结大神”正式拉进人们的视野。在新自由主义盛行的中国社会，精英阶层出现了单身社会的趋向，大都市的知识分子宁可享乐主义、消费主义，也不愿意被家庭负担捆绑，然而如果将目光投射于基层社会，则会发现“家庭”意义的倒错，单身对于农村男性来说是个惩罚。毋宁说，相对于精英群体的个人主义，乡村的价值归属依然是家庭本位的，家庭缔结的失败直接导致了农村男性心理归属的失能。这很大程度，但不完全地，与麻岭兴盛的娱乐产业形成了互构。对于全国各地来说都是如此，娱乐产业是大神文化很重要的组成部分。麻岭有一大一小两处娱乐场所，大片是香港路，小片则是出租房屋周边。这两处地方成了日结工人的吸金库，麻岭90%的男人，前脚干苦力赚到一点钱，后脚就撒到了休闲娱乐场所。

(资料图片)

三、劳务、“兔子”与政府

十年来，麻岭迎来送往，每天都有新面孔到来，也有老面孔离开，然而一些相对稳定的关系慢慢沉淀下来，并形成围绕劳务、“兔子”与政府三大主体展开的社会情境。

公交站张贴的日结招聘广告

“日结长白班，170-190/天，麻岭电商仓库，主要做散货分拣然后复检，轻松不累！工作时间20:00-7:00，吃饭不算工时，17元/小时”（微信群招工信息）

麻岭有近十个物流园区，每个物流园的单日用工量在固定工300人、日结工600人上下波动。为了应付超额日结工需求，物流园将招聘任务外包给劳务中介。在麻岭常年招工的劳务有五家，他们几乎垄断了往物流园送工人的业务，也占据了价格谈判的高地。如果一家物流企业给日结工人开的单日工资为350，50元会作为回扣返利给企业主管，70-100元会作为抽成在劳务公司分利，剩下的200元（甚至不到）才会流向工人。

一位在麻岭干了十年的劳务告诉笔者，他每晚的收益在3000至5000元，所以很多劳务富得流油，早在武汉市中心买了几套房。所有人都知道抽成规则，但工人也没什么办法。没有本事的日结工人依赖于劳务提供的工资机会，而有本事的工人则转向成为“兔子”。

农业银行的转角是一片小树林，这些工人与日结工人一样整天待在外面等活，但他们基本上不去做日结，而是等着大货车来此处拉散工，去做一些工地小工、灌水泥袋子、清扫仓库的活，日结工资在300-350元之间。这给了一些有本事的人工作机会。他们也常年生活于此，但他们慢慢地在做小工的过程中积累了社会关系，从其他日结工人中脱颖而出，有能力越过劳务中介的垄断，另辟蹊径地找到干活的路子。这些小工头不仅可以联系到用散工的工头，还可以把附近几个兄弟带上一起做事，他们就被称为“兔子”。

麻岭的“兔子”有十多个，他们逐渐形成了自己稳定的小团体，3-5个人结成稳定的搭子，有活就互相叫着去干，每次干个10小时就能赚350左右，“兔子”还能从中抽成30元/人左右。这些“兔子”无疑是麻岭的能人，然而他们也走不出麻岭。笔者问过一位家在武汉黄陂的“兔子”，既然这么有能力，为什么不去其他地方做事，他对自己的经历讳莫如深，只讲他是来这里玩的，“不玩也没办法”。他来这里也有三年了，过年也没有回到家。他知道自己的生活状态不正常，但也没办法，他离不开麻岭。

等待散活的工人

笔者调研期间，最常被问到的一句话是：“你这个调研有什么用？”这里所有的人都知道那部火了的三和大神纪录片，有人说，这就是富了导演穷了他们，也有人说，十年前，麻岭是那个麻岭，十年后，麻岭依然是那个麻岭。作为流动人口，他们很难被归属到政府管辖范围。区政府去年试图打造零工驿站，购买三方服务零差价地为日结工人提供工作机会，然而蛋糕早就被几家劳务分完，政府想要以行政力量撬动市场行为属实不易。这片由市场主导的土壤难以被政府介入，它成为治理的灰色地带，政府只有发生突发事件时才能发挥补充性作用。每年夏天，在高温与重劳力的叠加下，都会发生几起亡人事件。由于日结工人不具备劳动关系，没有办法走工伤程序，大多数的死者家属也不愿意走漫长的司法流程，所以政府只能积极争取企业的补偿金额，多做私下调解的工作。

四、流放地还是救济所？

城市治理面临更加复杂的情境。一方面，日结工人无疑是最需要被妥善安置的群体，他们规模庞大，且隐匿于城市边缘地带，加之多数工人没有家庭责任、没有上进动力，从客观条件上看，他们确实构成社会稳定的潜在威胁。然而，日结群体几乎没有形成牢固的社会关系，大多数人彼此照面却不知其姓名，偶尔闲聊后又形同陌路，其松散、陌生的程度基本无法构成社会行动的有力单元。另一方面，日结工人自身也在呼唤政府的到场。他们面临的困境与政府治理的以往案例不同，作为具有亲属、拥有劳动能力的成年男性，他们不可能被吸纳进政策保障的行列。他们的“病”不在经济，而在心理。

社会需要组织起来才能形成秩序，而组织的最基本单元，不像涂尔干所构想的职业群体和社会分工，这种有机团结可以达成经济联合体，却无法形成社会长治久安的秩序。社会最基本的组织单元在家庭，正是家庭构成了社会稳定的“压舱石”。然而现代社会奔跑之迅速，将大批农村男性远远抛在了身后。人心散了，行动就会涣散，慢慢地他们就与日结文化签署了契约。在这里，做一天休三天也没什么不好，没钱了就去做点工，有点钱就去娱乐场所转一转，反正一人吃饱全家不愁，生活也就这样了。

所以如何去定义麻岭，以及像这样的几十个日结基地？它们属实是“流放地”，将那些被社会定义为失败的农村光棍、三无人员、负债人群流放在无人问津的角落，平日干最苦力的活消耗其精力，使其维持在能够再生产自身的最低水平。然而它们也确实构成了日结人群的“救济所”，同样境遇的人群聚集于此，在其他地方找不到工作的人，在这里至少能够找到工作。这里的配套设施也很完善，既能够去做物流，有点本事的还能去做散工，网吧、饭店、娱乐一应俱全，在这里游荡总比回什么都没有的农村要强。

我们首先必须精准定位日结基地的性质，才能够对其做出妥善的安排。过去大多时候，治理手段是粗糙的，将三和人才市场改为奋斗者广场，将日结工人们赶跑，景观没有了，现象却还在，那些睡在桥洞里的流浪人群还在。现在，治理呼唤一种更加精细的、柔性的、关怀的技术，呼唤一种可以跨越属地管理的僵化模式，采取更加符合流动社会的动态管理模式。以日结群体这个城市数一数二棘手的治理难题作为抓手，去思考社会究竟需要什么样的治理，治理想要建构什么样的社会，也许是缓慢却行之有效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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