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种迹象显示,中国人口高速,甚至超高速增长的时期,已渐行渐远,人口峰值的到来,已为期不远。
70多年间,我国实现了从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源大国的跨越,人口优势顺利地转化为发展优势,成为经济增长的动力。
但是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人口却出现增速放缓趋势。国务院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副组长、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在5月11日举办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从近年来我国人口发展变化的趋势看,今后的人口增速也将继续放缓。”
“十四五”时期是我国人口的重要时间节点,不少研究也对这一时期以及未来可能发生的人口变动做出预测。普遍的看法是,在不远的将来,中国人口将迎来峰值。但是人口拐点究竟会出现在什么时候,不同的预测方案也有不同的结论。
人口峰值即将到来,我们该如何应对?
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开始了以死亡率下降为主导的人口转变;到1970年代,中国人口生育率也开始快速下降;进入20世纪90年代,生育率得到有效控制,中国人口进入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的阶段。
伴随人口转变的完成,我国人口年龄结构开始出现老化。2000年,我国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达到7.0%,0~14岁人口比重为22.9%,老年型年龄结构初步形成,中国开始步入老龄化社会。
20年之后,人口老龄化程度进一步加深。5月11日发布的第七次人口普查(以下简称“七普”)结果显示,2020年,我国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达到13.50%,0~14岁人口占比降至17.95%。
为适应不断变化的人口形势,我国的生育政策经历了不断调整和完善的过程。
从新中国成立后,过高的出生率和生育率带来人口激增,给经济社会发展和资源环境带来巨大压力,到1980年9月,我国独生子女计划生育政策正式出台,此后随着人口形势变化,2013年11月15日,启动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生育政策,2015年10月29日,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
70多年间,我国实现了从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源大国的跨越,人口优势顺利地转化为发展优势,成为经济增长的动力。
但是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人口却出现增速放缓趋势。国务院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副组长、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在5月11日举办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从近年来我国人口发展变化的趋势看,今后的人口增速也将继续放缓。”
人口增速放缓体现在总和生育率上。从2016年和2017年我国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超过1.7,到2020年育龄妇女的总和生育率仅为1.3,已经处于较低水平。不断变化的数据背后,意味着随着人们生育观念的转变,人口老龄化、少子化等结构性问题正在走来,中国人口发展正面临着新一轮挑战。
“十四五”时期是我国人口的重要时间节点,不少研究也对这一时期以及未来可能发生的人口变动做出预测。普遍的看法是,在不远的将来,中国人口将迎来峰值。但是人口拐点究竟会出现在什么时候,不同的预测方案也有不同的结论。
宁吉喆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人口增长受人口年龄结构、人们的生育观念、生育政策、生育成本、公共卫生和健康水平等经济社会因素的影响,我国人口今后会达到峰值,但具体时间,现在看还有不确定性,预计在未来一段时间内我国人口总量会保持在14亿人以上。
国家统计局官网刊发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陈功的文章《我国人口发展呈现新特点与新趋势》也指出,基于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和历次人口普查数据,今后一段时期我国人口发展的主要趋势是:人口总量即将达峰,人口负增长为期不远。
人口峰值即将到来,我们该如何应对?
我国人口增速放缓,仍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
万众瞩目中,10年一次的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揭晓。
在5月11日国新办举行的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新闻发布会上,宁吉喆通报,2020年我国人口共14亿1178万人,与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的13亿3972万人相比,增加7206万人,增长5.38%,年平均增长率为0.53%。
从这次普查结果看,过去10年来,我国人口总量持续增长,而且在2020年,我国总人口达到14.12亿人,约占全球总人口的18%,仍然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
现实问题是,虽然我国人口仍在继续增长,但增速却在放缓。再往前推算,数据显示,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与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10年增加7390万人,增长5.84%,年平均增长0.57%。
对比两个10年数据,无论是增加人数还是增长率、年平均增长率,我国人口增速均呈放缓趋势。
“这是一个趋势性的问题。”宁吉喆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这种趋势是多种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主要原因是育龄妇女特别是生育旺盛期妇女数量的持续下降,还有人们生育时间的推迟,以及生育养育成本的提高。这些都导致出生人口规模有所收紧。
不仅中国,人口增速放缓也是世界上其他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普遍面临的问题。“是经济发展,特别是工业化、城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客观结果。”宁吉喆说。
中国2030年前或达人口峰值14.31亿人
与人口增速放缓相伴而来的,是对中国未来人口的担忧。
长期关注人口问题的携程集团联合创始人、执行董事会主席梁建章表示:“目前最迫切的问题是人口增速持续放缓。”
经济学家任泽平也表示:“人口因素变化缓慢但势大力沉,影响重大深远。”
当人口总量过了最高点,即人口峰值,人口就会进入负增长。
“人口负增长”,通俗地说就是人口减少,一般指一定时间、空间范围内总人口规模的绝对减少。最直观的观察方法就是看人口数量增长量和人口增长率。
事实上,目前部分国家已经步入人口负增长阶段。2020年,韩国死亡人数首次超过出生人数,出现人口负增长。日本在2015年进行的人口普查显示,出现总人口负增长。德国更早,自1972年以来,人口自然增长率持续为负值,主要靠接收移民维持人口规模。意大利国家统计局2018年5月发布报告说,未来数十年意大利人口将呈持续减少趋势。
中国人口何时达到峰值?不少研究机构对中国未来可能出现的人口变动情况做出预测。
按照联合国方案预测,中国的人口负增长将出现在2030年。在华盛顿大学预测方案中,中国人口将于2024年达到顶峰(约14.3亿),随即进入人口负增长。
国内学者的预测也有不少。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翟振武认为,“十四五”时期预计将是21世纪最后一个人口完全正向增长的发展规划期,而到“十五五”时期,我们会迎来中国人口总量的“拐点”。
翟振武曾以2015年小普查数据为基础,基于全面两孩政策对中国人口进行预测,结果显示我国总人口规模将于2029年左右迎来峰值14.55亿人,之后将步入人口负增长。
中央财经大学社会与心理学院社会学系副教授张现苓等以2017年全国户籍登记数据为基础预测,低、中、高方案下中国人口增长率由正转负的拐点分别将于2025年、2028年和2032年到来。
也有专家基于总和生育率做出预测。
总和生育率是反映生育水平最直接的概念,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每位育龄妇女平均生育的子女数量。根据人口学理论,总和生育率需要达到2.1,才能达到世代更替水平,即维持下一代人口与上一代数量上持平。
就我国的情况而言,2011年至2015年总和生育率均超过1.6,2016年和2017年的总和生育率则超过1.7,此后,随着“政策红利”效应减弱,2018年总和生育率迅速下降至1.5,2019年再次降至1.45左右,2020年更是降低到了1.3。
如果总和生育率依旧为1.3,任泽平预计中国人口将在2021年达到峰值。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杨舸设置了低、中、高3个生育率方案。低方案认为总和生育率继续下降至1.4;中方案认为随着生育政策继续放宽,总和生育率将回调至2015年之前的水平(约为1.6左右);高方案认为我国可能出台鼓励生育的政策,使得总和生育率回升至1.8左右。
她按照“中方案”即在生育政策继续宽松,生育意愿有所回升的情况下预测,“十四五”时期我国的总人口规模仍然保持增长态势,会在2030年达到人口峰值。从具体人口规模看,我国人口在2020年至2025年的5年间将增长2200万,增幅比“十三五”期间(2500万)有所减少。我国总人口增长的态势将维持至“十五五”时期的2030年,达到人口峰值14.31亿,但人口增幅继续缩减。
虽然不同的预测结果会有所差异,但总体而言,中国可能将在2030年以前迎来人口增长的拐点。“这也就意味着,还有不到10年的时间,中国将迎来人口负增长,中国人口巨变就会到来。”杨舸对《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表示。
不婚、少子化加速人口负增长到来
5月17日,主持人孟非在微博账号更新了动态,并配发了一张与女儿的合照及文字:“假如我是90后,很可能我也不想结婚,更不想要小孩,而且是你们越催我越坚决!”
孟非多年主持相亲情感类的节目,想必非常理解90后一代对待自己的感情和婚姻大事的想法。
“我不会轻易结婚,更不会考虑结婚后马上就生孩子。不仅是我,身边有很多跟我想法类似的朋友。”李霞1991年出生,刚过了30周岁生日,目前在北京一家国企工作。早在5年前,父母已经给她在北京买了房,让她早早过上了“安居乐业、衣食无忧”的生活,所以在选择男朋友时,她一直是睁大眼睛“宁缺毋滥”。
“婚都不想结,还生什么孩子”,这正成为当下一批年轻人的选择。相伴而生的是,随着结婚率下降,直接导致生育率下降和老龄化加重,进而导致人口负增长。
官方对此并不讳言。宁吉喆在5月11日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2020年我国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为1.3,已经处于较低水平。这主要受到育龄妇女数量持续减少和“二孩”效应逐步减弱的影响。
“长期的低生育水平,一定会导致人口负增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生态文明研究所党委书记、北京大学教授杨开忠接受《中国经济周刊》记者采访时说,由于目前我国育龄妇女的生育意愿比较低,导致总和生育率整体下降。“这跟社会经济发展有关系,经济越发达,人们的生育意愿通常越低。”
学界普遍认为,要实现正常的人口更替、保持上下两代之间人口的基本平稳,总和生育率至少要达到2.1。一旦生育率低于1.5,则意味着跌破警戒线。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有关调查,我国育龄妇女的生育意愿子女数为1.8。
对此,广东省人口发展研究院院长董玉整表示:“这从生育意愿上看,妇女愿意生1.8个孩子,但是实际上只生育了1.3个,中间有0.5个生育意愿还没有很好地释放出来。如果我们进一步完善生育政策,解除育龄人群的生育顾虑,那么这部分生育意愿就可以得到进一步的释放。”
预计“十四五”我国0~14岁人口规模将减少800万
尽管2020年我国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仅为1.3,但是“七普”数据显示,0~14岁人口的比重是上升的。
数据显示,全国人口中,0~14岁人口为2.53亿(253383938)人,占17.95%;与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0~14岁人口的比重上升1.35个百分点。
在任泽平看来,0~14岁人口占比上升1.35个百分点,跟2016年全面放开二胎有关。
我国自2016年放开“全面两孩”以来,新出生人口数仅2016年这一年出现上升,此后便不断下降。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放开“全面两孩”的第一年,即2016年,全国出生人口数量为1789万人,较2015年多出生131万人,但很快下降。2017年至2019年,中国全年出生人口分别为1723万、1523万和1465万,2020年全年出生人口仅有1200万人。
“从长期趋势看,随着生育堆积效应逐渐消失、育龄妇女规模持续下滑、新一代年轻人观念改变、抚养成本上升等,出生人口仍将处于快速下滑期,预计2030年将进一步降至不到1100万。”任泽平表示。
杨舸统计预测,“十四五”时期0~14岁人口从2021年到2025年呈逐年递减趋势。“预计到‘十四五’期间,我国儿童规模将减少800万,至2025年降至2.41亿;到‘十九五’期末的2050年,将减少至1.8亿。”杨舸向《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表示。
深度老龄化加速到来
伴随生育率下降,我国人口老龄化或将加快。
“七普”数据显示,我国“人口老龄化”正在发生转变,60岁及以上人口为26402万(264018766)人,占18.70%,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为19064万(190635280)人,占13.50%。
与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60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5.44个百分点,65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4.63个百分点。
按照国际标准,一个国家或地区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超过7%时,意味着进入老龄化社会;达到14%,则为深度老龄化;超过20%,则为超老龄化社会。
在2000年,我国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达到7.0%,开始进入老龄化社会。到了2020年,我国65岁及以上人口为19064万人,13.50%的占比逼近14%,接近深度老龄化。
迈向深度老龄化社会意味着什么?日本是一个典型案例。
据日本经济学家吉川洋援引2015年数据,日本社会保障在GDP占比为23.1%,其中养老金占总GDP的11%,占社会保障支出的48.1%,国家财政赤字居高不下,到当年底,日本国债和地方债共计为985.2万亿日元,是GDP的195.1%。
多年前发生的欧债危机,也受到欧洲人口老龄化的深刻影响。“欧债危机的根本原因就是由于高福利体制下导致公共财政支出过大,一旦收入来源减少,负债的水平就提高了,政府很可能就要破产了。”杨舸向《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表示。
根据杨舸测算,到2050年,我国65岁及以上人口比例占比为26.29%,达到国际社会的超老龄化社会标准,总人口抚养比也将上升到65.16%。
人口抚养比指总体人口中非劳动年龄人口数与劳动年龄人口数之比。通常用百分比表示,说明每100名劳动年龄人口大致要负担多少名非劳动年龄人口,是从经济角度反映人口老化社会后果的指标之一。
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陈功认为,在新发展阶段的背景下,我国人口发展进入了深度转型期。“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进一步表明,我国人口发展出现重要转折性变化,即人口总量增长势头明显减弱,以人口老龄化为核心的人口结构性矛盾日益突出。”
基于目前中国的老龄化现状,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杜鹏5月11日在“大国人口:形势、挑战和应对”专家研讨会上直言:“无论生育政策效果如何,都不能改变我们老龄人口到2050年将比现在翻番的发展趋势。”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把应对人口老龄化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关系全局的重大战略任务进行统筹谋划、系统施策。
“接下来,我们要开发好、利用好人口普查数据,对普查数据进行认真研究,开展深度分析,切实为科学制定政策提供统计信息支撑。”宁吉喆表示。
保障生育权利,全面激发生育意愿
面对不婚化、少子化、老龄化三大趋势加速到来,为应对即将出现的人口负增长,学术界纷纷建言。
任泽平认为,生育政策调整是最根本、最重要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之一。当前应正确认识人口发展的内在规律,应正确认识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我们建议,尽快让生育权回归家庭自主,全面放开并鼓励生育以提升总和生育率至世代更替水平,加快构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体系以让每个人老有所依、老有所医。”
杨开忠也向《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表示,建议完善家庭支持政策,形成全生命周期、系统完善的家庭支持政策体系,全面激发人们的生育意愿,促进生育动能释放。
为全面激发人们生育意愿,梁建章的建议颇为大胆,他认为根本的作用还是要靠真金白银。
“拿5%~10%的GDP用来鼓励生育,每个小孩就是50万~100万(按照2020年100万亿GDP,对应每年1000万新生儿计算)。如果真的要提升到更替水平,人口能够保持稳定,那确实需要GDP的10%,也就是每个孩子100万左右。”梁建章说,如果国家需要每年多生1000万孩子,那么每个孩子是应该给予100万的奖励,这样公平又合理,国家也有实力实行这种政策。”
但是,也有不赞成采用“金钱”激励方式的。杨舸向《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表示,各种研究都表明,尽管发达国家普遍有各种各样的鼓励生育措施,有的国家经济补贴力度很大,但效果却不尽如人意,生育率提高并不明显或政策效果持续性不强。
“要提升人们的生育意愿和生育水平,首先应该将生育权利还给家庭和妇女,解决一部分家庭‘想生’但‘不能生’的问题,从法律层面消除对多生和非婚生育的偏见;其次要多层次支持生育和抚育,解决‘能生’但‘不想生’的问题,从婚育假期、生育津贴、儿童照料等多方位减少家庭生育成本和负担。只有提高生育水平,才能缓解人口结构过快变动带来的‘措手不及’局面。”杨舸说。
面对中国人口增速放缓,为推动实现我国适度生育水平,中央已做出方向性战略部署。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要求,优化生育政策,增强生育政策的包容性。国家“十四五”规划纲要也明确提出,要推动实现适度生育水平,减轻家庭生育、养育、教育的成本,释放生育政策的潜力。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有关调查,我国育龄妇女的生育意愿子女数为1.8,只要做好相应的支持措施,实际存在的生育潜力就能发挥出来。”宁吉喆说。(王红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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