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言绝不返聘的主任，退休第2天就回来上班了

• 2023-05-26 08:44:42 来源：凤凰网

本文作者：吞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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摊开一张沾满酱料的小饼，放上一根碧绿水嫩的芽葱，再卷进一把烤得滋滋冒油的肉串，火红的炭炉点亮了淄博的夜色。

逆着烧烤的热浪一路向南，位于博山区的淄博市第一医院依山而建，医院占地 17.5 万平方米，是淄博市南部地区唯一一家三甲医院。沿着住院部三附近的路上坡就是职工宿舍，步行 5 分钟的通勤路，周其锋医生走了 30 年。

这位 60 岁的血液科医生今年正式迎来了退休，和年轻人呐喊着「干不动了想退休」相反，周其锋却对这身白大褂意犹未尽，顶着一头银发，照旧穿梭在医院的走廊。

周其锋办公桌上的退休纪念礼

在去往办公室的路上，一位汗涔涔的年轻医生拉住了周其锋，略带焦急地发出「求救」：您快来看看我们吧，病房都忙翻了。而周其锋只是笑呵呵地拍了拍他，不慌不忙地回应了一句马上就来。

在北方重工业的轰鸣里，博山却唯独以五彩炫丽的琉璃工艺见长。从高考失利的大专学生，到退休后返聘工作的三甲医院主任医师，从医四十年，周其锋似乎也像这片土地上孕育的琉璃一样，变得愈发通透而轻盈。

以下是周其锋的自述。

苦学三年英语，专升硕改变命运

我上学时候的理想其实是搞物理研究，因我初中及高中的物理成绩最好，但高考做错一道 15 分的数学题，我不仅没能当上科学家，甚至都没能考上本科。

当时，我对未来从事什么职业非常茫然。大姐已是多年的民办教师，而三哥正在淄博师范上学，大姐觉得家里还缺个学医的。于是我便听从大姐的建议，报考了医学院校，最终被菏泽医专录取。

专科毕业后，1983 年 7 月，我被分到乡镇医院做全科医生，白天主要看内科、儿科，到了晚上值夜班就全面负责，除了妇产科以外，皮肤科、外科、耳鼻喉科、小儿科都需要处理。

三个月后我就开始独立值班，自己看书、跟着上级医生学习，很快就适应了乡镇医院医生的工作。和我们那时相比，现在的年轻医生受到各种规定的限制，带教老师不放手，各种操作都无从练起。

虽然当时乡镇医院的检验科等辅助科室都算不上齐全，但还是能接触到比较多的病人。辅助检查有限，就更锻炼医生的临床思维。当时的乡镇医院在技术水平上，我觉得比现在的要高。现在交通太便利了，病人去大医院更方便，主要是医生的医疗水平得不到当地群众的认可。

另一方面，当时乡镇医院还是全额拨款事业单位，也没有什么指标，只需要好好看病就行。收入上虽然也不是很高，但和普通工人比，每个月还多赚二十几块钱，医生的社会地位还是比较高，医患关系也更好。

工作了两年左右，我慢慢觉得已经把乡镇医院的东西学的差不多了，业务上没有更多的长进空间，就开始思考如何能有所突破。另一个小心思是，当时乡镇里年轻人比较少，找对象成了个不小的困难。

周其锋（右一）和同事在淄博市第一医院造血干细胞移植病房工作

我高中的同班同学考到了山东医学院，本科毕业后考了山东医学院的硕士研究生。他告诉我，他们班里有专科直接考上研究生的同学，这让我看到了机会。

但英语成了我考研路上最大的阻碍，我借来三哥学校的英语教材和磁带，趁着乡镇医院工作不忙的时候，不分昼夜地学英语。花了三年，才终于考上了山东医科大学（今山东大学齐鲁医学院）血液病专业硕士研究生。

那时候的研究生有奖学金，也不需要交学费，但总体来说还是以本科学历为主，研究生的人很少，同级血液病一共只有 7 名同学，同年级学校一共录取了 82 名研究生，竞争最激烈的时候报录比是 30：1。和现在没法比了，现在可能光博士生就有三四百人。

命运在此又给我开了一个不小的玩笑。研究生入学第二学期，我感染了肺结核，不得不休学了半年。但好像冥冥中也自有定数，休学后回来上课，正巧遇上我现在的夫人从淄博博山来学校里进修，认识三个月我们就「闪婚」了。

硕士毕业考虑未来去向的时候，我的导师希望我能留在山东医科大学诊断学教研室任教。但济南离博山挺远，当时的经济水平又买不起私家车，还只能分到 8 平米不带暖气的房子，而且夫人也无法留在济南工作。

但如果回到博山，不仅可以和夫人、家人相聚，还能分到 37 平米带暖气的房子，综合考虑下和夫人一起回到了博山，进入淄博市第一医院，就在这里一直工作到现在。

从副高到正高，我等了 20 年

1997 年 12 月，我破格晋升了副主任医师。不久后得到了公派出国的机会，有幸去往瑞典卡洛琳斯卡医院研究「白血病耐药与凋亡」。2011 年 9 月，又前往澳大利亚皇家阿德莱德医院血液科进修学习血液科临床及造血干细胞移植。

周其锋（右一）2000 年与导师 Sigurd 教授及同事 Michele 在瑞典卡洛琳斯卡医院合影

在瑞典的经历可以说对我的职业生涯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犹记一次实验需要使用 30 多个一次性无菌塑料培养瓶，需两个小时更换新的培养瓶继续培养白血病细胞。为了省几个耗材，我没有严格按照要求更换。

但同组的博士 Michele 发现这个情况后严肃地批评了我，她指出残留的培养液会让研究结果变得不可靠，为了省培养瓶而导致研究不准确，是因小失大。这段经历让我自此对科研抱有极大敬畏之心，明白学术必须严谨、不能造假。

在瑞典学习结束后，我作为第二作者发表了一篇 SCI 论文。2006 年，我第一次准备晋升正高，但由于该论文是以抽印本形式发表（不像国内的整本杂志），没有被评委会认可，第一次晋升就此作罢。

一直到 2017 年，通过山东大学图书馆的文献系统检索才认定这篇论文能够作为晋升材料。同时也得益于后来的职称制度改革，工作年限、专家评议的权重更高，而科研论文、专利等仅占 20%，我在 54 岁这年终于晋升血液内科主任医师。

周其锋托同事 Michele 从瑞典寄来的论文副本

而此时距离我晋升成为副主任医师，已经过去了 20 年。

上世纪 90 年代末期，国内整体的科研能力相对落后，虽然文章不多，但科研氛围还算严谨。然而此后，论文代写、代申报专利等学术造假行为逐渐开始猖獗。我无法接受为了晋升而「购买」一些假的学术成果，这不仅对医学研究并无帮助，自己的良心也会受到谴责。

自己发论文，想的话也还是可以写，但我觉得在市级三甲医院，更重要的是临床能力的培养。我更喜欢做一个临床医生，认为应该把重点放在提高临床水平、提高医患沟通能力、提高服务水平上，在这之外还有精力的，再去做科研。

我们医院还有些医生和我一样，甚至晋升得比我还晚。说实话，卡在副高 20 年，心理上也会有一些不舒服，但我最终还是觉得，职称只能部分地代表一个医生的水平，病人的认可才是让我最有成就感的。

60 岁，正是炉火纯青的时候

今年四月，我正式退休了，科室里给我办了个简单的庆祝仪式。和院里申请后，目前我以返聘的身份仍然在医院血液科工作。

同事给周其锋准备的退休蛋糕

以前我每周一、周四查房，周五出门诊。返聘以后的工作量小了很多，每周四来病房查房，顺便参加科里的疑难病例讨论，周五出门诊，其余时间有空做自己喜欢的事。如果病房里有需要我的，可以随时打电话沟通解决，实在需要出面的，我从家里步行到血液科病房也就是 5 分钟，和以前比肯定是轻松了不少。

其实在我 55 岁的时候，就不担任血液科行政副主任了。我始终觉得自己的性格不适合做行政工作，我更愿意做一个「纯粹的医生」，专注于临床。现在是由我们科里的年轻医生挑大梁，我返聘后也不占用名额。这样才有利于年轻人的成长，我老在那儿占着位置，他们就没有太多的上升空间。

虽然名义上到了退休年龄，但三十年的血液科临床经验又让我无法一下子割舍这份工作。

外科医生更精于操作，随着年龄增长、体力下降，动手能力可能比不上年轻的时候。但内科医生不一样，我们更注重临床经验的累积，我反倒觉得 60 岁对内科医生来说，正是炉火纯青的时候。如果一下子让我退休在家带孩子，好像也是一种人才的浪费。

我们科室的人才断层情况比较严重，除了我之外，目前科室里年纪最大的医生才 44 岁，我还是愿意留在熟悉的团队里，有必要继续发挥传帮带的作用。

我现在仍在临床一线诊治病人，学术会议也照样参加，这样才能继续提高自己的业务水平。我觉得返聘无论是对个人成长，还是对病人、对医院都是有好处的。

退休仪式前，与血液内科全体医生合影留念

2015 年起，我每年给我们医院新入职的职工和医学院的实习生上一门「病人角色」的课程，教他们临床沟通技巧。单纯的从医疗技术的层面来看，现在的影像越来越清晰，检验技术已经发展到了分子水平，医患沟通则是我们当下要面对的新难题。

我们这里血液科的门诊量非常小，一天大概 10～20 个病人。每一个门诊病人，我讲完之后都会看着他们的眼睛问他们，是不是真的听明白了。我当医生这四十年里，可以说是几乎零投诉、零纠纷。

对年轻医生来说，沟通这门艺术还需要在临床实践中慢慢感悟。之前科室里曾发生过由于沟通不畅，导致医生和家属打起来的事情。不过自从这门课开课以后，类似的情况未再发生。

不过也确实感觉到，现在当医生可能更难了。既要会看病，也要会沟通，还要考虑 DRG 付费，同时又要兼顾继续教育，还有很多医院安排的其他任务，年轻医生也挺无奈的。

怎么样才算一个「成功」的医生？

2020 年，我曾发过一条微博，表示自己退休之后「绝不返聘」。那时正值新冠疫情爆发，全国各地医务人员奋战在抗疫一线。本以为医患关系能得到大幅改善，但仍有伤医事件发生，这让我对医疗环境一度感到失望。

儿子参加高考那年，我和夫人商量给儿子选什么专业，「安全」成了我们最先考虑的因素。一开始想的是临床药学、影像学等方向，但心里还是觉得，既然要当医生，那最好还是当临床医生。在同事的建议下，最终选择报考口腔医学。现在儿子已经硕士研究生毕业，目前主要从事口腔正畸工作，我想从风险上来说应该是比我血液科还要小点。

最近「临床躺学」很火，在这个词被发明出来以前，我好像就已经在不知不觉中「躺平」了。退休前我最高的职称是正高三级，在一所市级三甲医院，这已经是我能努力的天花板。如果当年选择留在济南，说不定还有机会往上够一够。

在墨尔本大洋路十二门徒前留影

退休以后，我抽空也会去看看在山东大学齐鲁医院及山东省立医院的老同学们，当年他们的学习成绩比我好多了。不过也确实非常忙，他们要带硕士生、博士生，有科研的压力，每天收的病人也比我多，甚至上班通勤花的时间都更久。

客观来讲，和他们相比，我的事业算不上成功。但人的一生也并非只有事业，正因为留在了淄博，我才能更好地平衡工作与家庭的关系，对我父母及岳父岳母尽最大的孝心。

2011 年与导师 Lewis 教授在澳大利亚皇家阿德莱德医院血液科查房

事业上，真正让我难忘和骄傲的，还是日夜相处的病人和家属。

2015 年，我与血液内科李大鹏医生为一名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患者，进行了自体外周血造血干细胞移植。这是我们淄博市第一次开展这一级别的手术，目前患者已痊愈。

另一位是我的淄川老乡，他的父亲胃癌晚期，但为了向父亲隐瞒病情，没有住进肿瘤科病房，而是托我们血液科收下病人。我们也穷尽了各种治疗手段，让原本只有 3 个月期望值的患者陪伴了家人半年多，最后也是我陪着家属把病人送回家。家属至今仍然和我是很好的朋友，每年春节都会来看望我。

解决病人的问题，医术得到病人及家属的认可，虽然病人去世、但我和他的家属成为了好朋友，于我而言，这才是作为医生的最高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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